本文来自弥生日语。

　　茶文化是东方文化的精髓，,是东方民族不朽的文化遗产之一,也是东方民族文明的象征。中日两国之间文化的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影响深远，而中日茶文化交流可以

　　说是其中最精彩的一页之一。中日两国的茶文化,既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交流,又有其共同的和不同的文化内涵。

　　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而我们中华民族具有长久璀璨的历史文化，在悠久历史的长河中，日本的文化与我国的文化有割舍不断的情怀，与我国的文化息息相关，并受到我国文化的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大和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既注重吸收别的民族的长处，同时也形成了它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 中日两国在茶文化上都具有悠久的历史。茶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其中亦包罗万象。与艺术、宗教、风俗等社会现象息息相关，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影响，并与之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物质的茶亦得以提炼成精神的象征，茶事活动亦上升到精神活动，最终孕育成茶文化的源泉。日本茶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茶道。茶道，顾名思义，即品茶之道。就是在茶艺操作过程中所追求和体现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它经常和人生处世哲学结合起来，成为“茶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要求，故中国古代也将茶道精神称作茶德。 在中国唐朝时代扎根的茶文化,在日本的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初期由谴唐使传入了日本,在日本生根,并发展出属于日本形貌的“茶道”文化。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一千多年来绵延不断，使日本茶道的发展日趋完善。可以说，茶道是发源于中国，开花结果于日本的高层次的生活文化。中日两国的茶文化,既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交流,又有其共同的和不同的文化内涵。两国的饮茶习俗也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各自不同文化的背景。正是这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反映了两国人民在个性上、心理趋向上的不同。从中日茶文化的区别和习惯的不同,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在“道”、美意识、及民族性格上的差异。 那么，中日两国在茶道方面为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依我之见，是由于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茶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同等诸多原因造成的。

　　首先，将中国的饮茶方式引入日本的是一批来中国留学的日本僧人(遣唐僧)，他们是在中国的佛教寺庙中将佛门茶事学回去的，并且将它们作为佛门清规的组成部分一直在佛门严格的传承下来。日本历史上的茶道大师都是声名卓著的大德高僧，不但赋于日本茶道以浓郁的佛教色彩，也增强了日本茶道的权威性，特别是自千利休之后，形成了嫡子继承的“家元制”，使其权威性更为稳固持久。 其次，日僧来中国留学之时，中国的饮茶方式已经相当成熟，引入日本之后是作为一种高级文化形态首先在皇室贵族之间流传，长期为统治阶级所专享，后来才逐渐传播到民间，上行下效，原已成熟定型的饮茶方式和清规戒律也为民间所全盘接受，形成社会共识。 再次，日本统治阶级对茶道的重视利用，加强了茶道与权力的关系。如15世纪的幕府第八大将军足利义正，让高僧村田珠光撰写茶汤法则《心之文》和其他茶故事，在寺庙中推行村田珠光所提倡的禅院式茶礼，竭力以饮茶方式来改善人际关系，并且祈祷天下太平。后来的统治者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更将茶道作为一种新型文化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企图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一统天下。因此他任命千利休为专职茶头，要他继续制定和完善茶道的仪式和规则。丰臣秀吉还常在重大政治活动前后举行规模盛大的茶会，进一步扩大了茶道的社会影响。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茶道成为日本统治者驾驭民众的一种思想武器。茶道在日本社会中能产生巨大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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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国不存在.中国的茶文化是在民间土壤上发育起来，逐步成熟。在中国是先有庶民茶文化，后来才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形成宫廷贵族茶文化。民间的饮茶风习之盛已达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远近同俗”、“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甚”的程度，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剥夺的。茶叶已成为百姓们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之一”的必需品，以茶提神解乏，以茶养生，以茶自娱，以茶敬客，以茶赠友，以茶定亲，以茶祭祀等等，均早已形成风俗习惯，无需教导，无需劝说，人们自然而然会遵守。整日里为生活忙碌奔波的劳苦大众，不可能有更高层次的文化追求，不会自觉地去追求什么茶道精神。 有很高文化修养的文人雅士们则醉心于品茗技艺的探研，他们都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品茶时追求诗意的审美境界，很少人会从社会学和哲学的角度去考虑茶道精神问题。古代的官吏们都是典型的儒家子弟，历来遵循儒家的处世原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仕途得意时忙于政务，自然无暇来过问茗饮琐事，倒霉失意时则隐退山林不问政事，只以茶来排忧解闷，寻求解脱，不会过问社会道德教化问题。而中国的佛门僧侣向来不干预寺外尘俗世界的事务，他们出来参加茶事活动，也都是以文人的身份出现，除了个别像皎然那样的大德高僧之外，很少有人会去考虑茶道问题。 由此可见，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方向是沿着茶艺轨道而与时俱进的。对茶叶的色、香、味及艺术意境的追求一直是中国茶艺的重点。从唐代以前的夹杂他物的混煮法到唐代的煮茶法、宋代的点茶法和明清时期的瀹茶法，泡茶方式是朝着自然、简约、生活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茶叶的制造方法也从蒸青、压汁、制饼发展为烘青、炒青以至摇青等方法，制造出能显示茶叶自然形态、色泽、香味的绿茶、黄茶、白茶和青茶等产品，形成了千奇百态、异彩纷呈的茶的世界。而这一切都是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的发展，人们品茶口味的变化而向前演进。这种变化的终极目标是越来越追求茶叶本身天然的色香味形，赋于品茶以丰富审美情趣的艺术性，无疑，这是一种人性化的追求，它符合中国文人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本性。应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反观日本，他们将中国宋代的点茶法引进本国后，却发展为宗教色彩极浓的日本抹茶道。直到今天，他们饮用的是从宋代以来一成不变的蒸青绿茶粉，使用的也是宋代点茶法那一套点茶器具和方式，居然可以历千年而不变。这是因为引进中国饮茶方法的都是日本高僧，他们是在中国寺庙中将佛门茶事学回去，并将它们作为佛门清规的组成部分一直在佛门中被严格地传承下来。比如，最早将中国宋代寺庙中的饮茶礼仪引进日本的是对日本茶道的创立产生重大影响的南浦绍明，他于南宋开庆元年(1259)人宋遍参名师，师从杭州净慈寺虚堂智愚禅师。咸淳元年(1265)秋，虚堂智愚奉旨为余杭径山寺万寿禅寺住持，南浦绍明也跟着上山，一边参禅，一边学习径山等寺院的茶礼。咸淳三年南浦绍明回国，临行前得到一套茶台子。他将茶台子连同七部中国茶典带回了日本，一边传禅，一边传授禅院茶礼。南浦绍明回国后曾任崇福寺住持33年。其茶礼被弟子大德寺开山宗峰妙超所继承，带回的茶台子等茶道器具也转移到大德寺。大德寺的茶礼后来就传至对日本茶道的创立都有很大贡献的一休宗纯和村田珠光。由此可见，日本所传去的茶道实际上就是佛教茶道。 而在日本，学茶也就是在学佛，学佛必须学茶，在今天的日本寺院中，个个和尚都是茶道高手。日本茶道圣典《南方录》卷首就记录千利休的一段话：“草庵茶的第一要事为：以佛法修行得道。追求豪华住宅、美味珍馐是俗世之举。家以不漏雨，饭以不饿肚为足。此佛之教诲，茶道之本意。”

　　既然茶道是作为修行佛法追求得道的一种手段，最重要的是它的教义和仪式以及信徒们的虔诚与专一。他们可以为举行一次茶道连续坐上几个小时，至于茶汤的色香味就不是首先要考虑的事情了。因此，尽管日本的茶道经过历代大师们的不懈努力，形成了完整、成熟、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茶道艺术文化体系，在国际上也产生过很大影响。但是与中国茶艺相比，它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对茶道形式和教义的重视远远胜过对茶汤香味的追求。

　　这是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造成的，我们无须强分轩轾。但是了解了这一区别，却可以使我们正确认识中国茶文化历史的发展方向。日本人可以继续为他们的茶道而骄傲，我们却应该为中国的茶艺而自豪。也正因如此，中国的茶艺今天又开始走向世界，不但在西方有一大批的欧美人士在学习中国茶艺，惊叹中国的茶叶会有如此美妙的香气和滋味，像发现新大陆似地钦羡中国人把饮茶变成一门艺术。就是在茶道王国的日本，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士对自己的茶道失去兴趣，而在学习芳香袭人充满艺术情趣的中国茶艺。 植根于生活和人性土壤之中的中国茶艺，永远与时俱进，永远焕发青春。茶艺如月，人心如江，在各个茶人的心中对茶道自有不同的美妙感受，在各国更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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